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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丹青:鲁迅是谁?

[日期:2006-11-27] 来源:设计艺术家人物  作者:陈丹青 [字体: ]

鲁迅是谁?

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

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讲演

大家好:

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。每次都是又恭敬,又有点紧张。昨天特地剃了头,换双新皮鞋。我不会当场讲演,讲到鲁迅的话题,尤其郑重,总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。下面我按着稿子念,再作些发挥,请诸位原谅。

(一)

鲁迅先生的纪念会,七十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。在中国,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。

粗略说来,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,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;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,鲁迅话题则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,在大陆无人敢于冒犯,在台湾被长期封杀。总之,“鲁迅话题”是百分之百的“政治话题”。

八十年代中期,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,挪进学术领域;九十年代迄今,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、回避、冷淡的戏剧性过程。二十多年来,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,不再能够,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盘剥搜寻任何说法,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,由“在朝”转向“在野”,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“鲁迅争议”,王朔,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。

到了新世纪,“鲁迅争议”衍生了“还原鲁迅”的愿望。就我所知,不论是鲁迅的“捍卫派”还是“质疑者”,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,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。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,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。其中,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: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《我与鲁迅七十年》,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同志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,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:“鲁迅是谁?”

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。这一问,宣告七十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,面目全非。

(二)

我们可能都会同意,几十年来,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。而鲁迅的被扭曲,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。从五十年“政治话题”到近二十年的“鲁迅争议”,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,今天,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“还原”。

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,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;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,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。鲁迅的幽灵、鲁迅的读者,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、两份遗产之间游荡。

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。另一面,我们看看西方。譬如但丁、蒙田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黑格尔、托尔斯泰、尼采、马克思……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、文化公案,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、塑造、发掘、延伸。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,但不属于政权;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,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;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,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;他们历久常新,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。

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: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,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;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,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;他被悬置,但难以过时,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、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;因此他历久长在,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,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;他的全集一版再版,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——相比被封杀、被遗忘,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,更其悲哀。

七十年来,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,近二十年,煞有介事也罢,发乎内心也好,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。鲁迅清静了,不再被利用,也不再被供奉。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“鲁迅政治”一样,都是反常与变态,是历史的冻结。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,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。

九十多年前,鲁迅的大愿是“救救孩子!”今天,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:“救救鲁迅”!

(三)

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,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?如果是鲁迅的问题,他的遗作俱在,要争议就争议,不愿读就不去读,无所谓还原不还原;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,那么,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?怎样还原?有没有可能还原?

我想来想去,答案是:一,问题出在我们;二,鲁迅很难还原。三,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,有待于“我们”发生根本的变化;四,不论是良性的、恶性的、还是中性的,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,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——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——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。

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,不是还原,而是“我们”的变化。

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,为什么这“难以还原”是我们的问题。最近,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,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。有的早就听过,有的闻所未闻。记忆所及,仅举如下数端:

1,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?2,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?是否值得继承?3,鲁迅喜欢骂人,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击斗争的恶习?4,怎么看待鲁迅认同“无产阶级专政”?5,鲁迅的名句:“我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”,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?

在半小时访答中,我无能展开谈论,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,我清清楚楚看见,问题在我们,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。

其一,鲁迅可以商榷吗?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,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——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“商榷”,理应“商榷”,但我不用“商榷”这个词,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,吞吞吐吐,躲躲闪闪。当“商榷”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,正是抹杀批评,禁止怀疑的年代,我们是思想被封锁被掐灭的几代人证。

其二,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?是否值得继承?我的回答是: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、批评和抗争,那么,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,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。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,因为谁也继承不了、继承不起,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,或者,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。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:沉默、归顺、奴化,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。

其三,鲁迅喜欢骂人,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?阿弥陀佛!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?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、别的时代,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——我不认为这是骂人,反而指为骂人者,真是一种骂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,姑且从众吧——太远的例子不去说,仅看比鲁迅略早、略晚,或大致同期的人物:有人问福娄拜最近在干什么,他说,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,向他们头上倒粪便;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,谁都骂,骂皇帝和教主,骂莎士比亚和尼采,骂前辈赫尔岑,骂老朋友屠格涅夫,当然,也骂他自己;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,他说,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,那就是耶稣,而“耶稣教”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……在中国,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,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,那样人整人。

这种人整人的恶习、模式、话语方式,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,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。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,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做《鲁迅:最被污蔑的人》,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。这里仅举一例,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,即曾公然宣判鲁迅为“双重的封建余孽”。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,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。

其四,怎样看待鲁迅认同“无产阶级专政”?是的,我们这代人都是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的子民。但不要弄错:从六七十年代的《红旗》杂志或《人民日报》通栏标题读到“无产阶级专政”这句话,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,是两种读法,两种后果,两回事。是的,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——在他的时代,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,譬如法国人文人阿拉贡、西班牙画家毕加索、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、彼德鲁齐等等,不仅左倾,而且是准共产党员——当“双重封建余孽”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,模写“无产阶级专政”这句话,不是出于政治信仰,而是再三目击“无产阶级”青年肝脑涂地,被枪毙。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、狡诈、霸道、浅薄,同样也是鲁迅。为什么呢?

因为其五,鲁迅“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”——这句话居然“助长了中国人的恶”,且不说此话通不通,这是什么逻辑?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,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——恶意,分两种,一种是自知其恶,一种竟出于所谓“善意”,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“善意”去责难鲁迅,这善意,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。

不过以上的问,以上的答,都愚蠢,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帐,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。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,这差异,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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